因海而生,凭海而兴的宝船究竟有多大?

2025-02-28 13:21:35 神评论

17173 新闻导语

公元1405年,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舰队出海远航,这便是备受中外瞩目的郑和下西洋活动。《明史·郑和传》中提到:“朱棣怀疑朱允炆可能在海外丧生,因此他想查清真相,并展示中国的富强。”在接下来的1405年至1433年间,郑和船队共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(亦有说法为八次)。

公元1405年,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舰队出海远航,这便是备受中外瞩目的郑和下西洋活动。《明史·郑和传》中提到:“朱棣怀疑朱允炆可能在海外丧生,因此他想查清真相,并展示中国的富强。”在接下来的1405年至1433年间,郑和船队共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(亦有说法为八次)。

明成祖朱棣像

郑和原姓马,是云南人,其父名马哈只,排行第二。年轻时侍奉燕王朱棣,被赐名郑,因在朱棣征战中立下功勋,多次受到提拔。马哈只的墓志铭写道:郑和“自幼有才志,侍奉今天子,被册封为郑氏”。郑和也在祖家墓地留下碑文:“马家第二儿子郑和,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,前来祭祖,至十二月回程,折返日期仍可考”。

据《古今识鉴》载,郑和身高大约超过2米,腰围约为2尺,四肢高大峻挺,鼻子细小,眉目分明,耳朵高耸出面颊,牙齿整齐如编贝,行动如虎,嗓音洪亮如钟声。

郑和像

在那个时代,明成祖希望通过模仿汉唐时期出使外域的做法,实现“万国来朝”的盛世局面。与明太祖朱元璋不同,朱棣采取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,通过展示国力和优待外国使节,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辐射东南亚的庞大文化圈。这就是著名的朝贡贸易体系,其思想源自《周礼》中的一段话,“古代中国诸侯每年向天子进贡一些小礼物,三年一次大礼物;周围九州岛以外的番邦远国,每代向中国进贡一次,送上贡品表达尊敬即可”,而隋唐时期也提供了详细的交往指引,包括“中国赠送礼品、发悼书、提供粮食、传递驿站费用”等。

明朝政府在对外事务上采取了相对开放和宽宏的姿态,不仅在经济方面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,而且在职能部门设置、对外国贡使态度政策等方面也做出了明确的支持措施。

比如,永乐元年重新设立市舶司制度,由皇帝派遣宦官驻守,归属中央直属机构。其下设有“市舶府”、“市舶公馆”、“市舶中官衙门”、“提督市舶衙门”、“市舶中官公馆”等部门。

明朝政府对外国使节的优待之举前所未有。永乐二年五月,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报琉球山南王派遣使臣前来进贡物品,在处州购买瓷器时应根据法律拘留审讯。然而明成祖却表示,来自远方的使者可能只是想谋取私利,并不清楚国家法令,朝廷应该宽容对待这些客人,并不足以加以指责。(远方来者,仅欲谋求利益,何所知禁令,朝廷当宽待远方客人,此事不足以加责。)

而为了支撑起朝贡贸易,用于远航的船只也需要凝聚举国上下最高级别的科技水平。

油画作品《郑和船队在南沙岛礁补充淡水》 张嘉壎作

有关郑和下西洋时期使用的旗舰“宝船”,在民间和学术界都存在争议。一种说法来自《明史》记载,永乐三年六月,建造了六十二艘大舶,尺寸为长约146.7米,宽60米。按照古代的计量单位,三丈相当于十米,因此这个船只可能是巨大的。然而,长宽比超过2.46,过于宽大可能会对船只性能造成不良影响,因此这一尺寸值得进一步研究。据韩振华在《论中国船的船料及其计算法则》中提出,44丈实际上是指“长阔相乘”。

根据杨宗英等人在造船领域的研究,他们指出船舶在超过100米长度后,受到巨大的水下弯曲力矩作用,要增强结构强度可能需要木板厚度高达340毫米。

我国近代文学家王国维提出了“二重证据法”,认为除了书面材料外,还应获取地下新材料作为印证。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进一步解释说,“取地下的实物与书面遗文相互印证”。

南京市明代宝船厂现存的六作塘上口宽度仅41米,无法建造超过60米宽的大船。南澳一号沉船具有27米长、7.8米宽的船体,长宽比为3.46,是距离郑和时代最接近的沉船。

宝船厂遗址

另外,根据《大明都知监洪公(保)寿藏铭》(简称《洪保寿藏铭》)所载,墓主人洪保在永乐年间被任命为内承运库副使,并蒙赐前名,后充副使,统领军士乘坐五千料的巨舶,前往西洋各番国赉捧诏敕使。学者韩振华在论文中提到,根据元朝时期最接近明代的情况,一料相当于十尺。

则计算公式为料数=底长(丈)×底宽(丈)×10(一丈十尺)×10(一尺十料)

参考《使琉球录》和《中山传信录》中册封船尺寸以及上述公式可得:

因此较为可信的参考尺度是4455料和4740料的两艘册封船,即宝船实长15丈,宽3丈左右,其长宽相乘45丈,与44丈十分接近。

郑和传中,郑和奉命出使,本意当然是宣扬国威,但是如果遇上外国人“不服”,则要“以武慑之”。

与永乐皇帝最为接近的是明太祖朱元璋(洪武)。《大明会典》中提及:“凡海运随船军器,洪武间定,每船黑漆二意弓二十张,弦四十条,黑漆鈚子箭二千支,手铳筒一十六个,摆锡铁甲二十副,碗口筒四个,箭二百支,火枪一十条,火攻箭二十支,蒺藜炮一十个,铳马一千个,神机箭二十支”。

《广东通志》记载明朝水师在海道上备战的装备有:每艘船配备五十把铁镰、一百把竹篙枪、一百把犁须镖、一百把双须镖、六十把单镖枪、三百支铁箭、十把捞钩、十二把铁手铳、十包毒药球、十包烟火纸球、十把火伞筒、十面燕尾牌、十副九龙盒,每副装备九支飞枪。其中,机、铳和火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装备,因为这些装备能让海上盗匪闻风丧胆。

铁镰、竹篙枪、捞钩都是用于近战的武器,竹篙枪是一种在竹筒尾部安装金属头用以突刺的武器;铁镰则是一种加长版的镰刀;捞钩在接舷战时可勾住敌舰防止其脱离。而以“镖”命名的武器都是远距离武器,类似于飞镖,通过投掷造成伤害;铁手铳是早期的单发手枪,铁箭可能用于弓弩,也可能直接使用。

毬同“球”,泛指球状物,两个带“毬”的应该是包裹了烟火和毒药的球,用以投掷击中对方人体造成杀伤。

可以从上述文献中看出,明军实际上还是以冷兵器为主。

在战术上,明朝军队首先利用火器和弓箭等远距离武器对敌方进行攻击,然后靠近敌舰进行接舷战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元末时期在鄱阳湖水战中,朱元璋“将船队分为十一队,按照次序排列火器和弓弩,吩咐将领们靠近敌船时先使用火器,其次使用弓弩,最后进入近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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